斐潜缓缓的说道。
民者，士农工商也。不偏不倚，不重不倾，方可如天之四柱，使得江山稳固，八荒靖平。
而想要打破这个镣铐，正面争执显然是不行的。
昔之制法者，所以制国用者，必计乎人口之众寡。盖人之所从生者，地也；地之所由给者，人也。是以先王尚其本而轻其末，务其大而不责其小。是以生人既多，斯国之用自丰矣。
凡事自然有利有弊。
只能是潜移默化，温水煮蛙。
夫生财之道，莫大于生人。故国未有以人口为累者，惟恐人之不生也。
吾以为，治国之道，莫大于养民。、
今之不然，士农工商，皆有所失，而天下之民，不得其所安。是以流离转徙，而生人日少，则国用不足矣。
华夏不是没有聪明人。
故民数者，庶事之所出也，莫不取正焉；以分田里，以令贡赋，以造罢用，以制禄食，以起田役，以作军旅。国以之建典，家以之立度，五礼用修，九刑用措者，其惟审民数乎
诸位以为然否
斐潜点了点头，又补充说道，此乃守山明堂，以论定高下，无关贵贱职权，诸位可畅所欲言，绝不以言论罪之。
关于人口的议论，其实各个朝代都有。
春秋时期大多鼓励人口增长。
儒家，黄老家，皆是如此。
但也有不同的观念者，比如商鞅就理性地看到了人口与土地之间存在着矛盾，强调人与地的对比关系，而且这家伙还特别注重人口调查，可谓是历史上组织全国范围人口调查的第一人。
然后，韩非子则在商鞅的基础上，进一步地把人口与土地之间的矛盾视为民争的根源，表示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
然后韩非子也是光有意见没建议，他有民争的忧虑，说是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结果另外一方面又主张通过法制来制止民争。
到了唐代的时候，作为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则表示人口与其相生相养论有密切联系。韩愈认为，人们的物质生活不是自给自足的，而是要依靠彼此之间相生相养，如果有人不能用自己的劳动，为他人所需要的产品和服务，则他对社会就是无益的。
依照这种理论基础，韩愈进一步地将人口将原本的四民，按其职业分成了六民，并且认为农、工、商三民是彼此相生相养的，为社会所需要。然后士是治人者，由别人供养是天经地义的，也是对社会有益的人。而所谓僧、道二民，则不从事农工商等经济活动，却需要农工商供养，实质上是一种过剩的人口
从某个角度上来看，是不是从韩愈的唐代开始，就已经有了精英执政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