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进入书院学习的读书人，其目的可不仅仅只是为了能识文断字而已，最终还是想要在科举中考取一个功名，然后以此为跳板进入官场。要达成这个终极目的，除了文学上的造诣之外，还有不可或缺的一项素质就是政治方面的觉悟。而海汉这边所制定的授课内容，就是分析大明这两百多年统治期里一些影响力比较大的施政纲领和措施，比如颁布大明律、实施海禁、分封藩王等等。
这些事原本是没人敢拿出来随意讨论的，一个不小心就会被扣上“妄议朝政”的罪名，但海汉安排的课程中却是将这些政策当做案例来对其所造成的影响进行分析，详述其中的利弊得失。而这对于有心从政又严重缺乏官场经验的读书人来说，无疑是极具吸引力的课程，从这门课程中他们可以了解大明朝廷制定政策法令的过程，以及站在海汉角度所作出的种种解析评论。
别人不敢议论的事，海汉就没这种顾忌，而且观察问题的角度和剖析问题的深度都远远超出了这个时代普通民众的见识，书院的学子们由此接触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这种有针对性的宣传不仅会让他们意识到大明政治制度的局限性和弊端，同时也能了解到海汉是如何通过施政措施来避免重蹈覆辙，并且采用了诸多比大明更为高明的手段来达成安内攘外的政治局面。虽然这种课程的政治宣传意味浓厚，但对学子们来说却是充满了新鲜感，往往听过一次课程之后就很难摆脱其吸引力了。
范迪门在大致了解了本地的农业开发状况之后，向张新提问道“那么本地这些农民现在到底是在为你们工作，还是在为地主工作”
张新解释道“根据合作方式的不同，雇工与地主间的劳动关系也是有差别的。有一部分地主是将土地完全委托给我们来耕种，他们只从每年的收获中收取一定比例的土地使用费，就相当于是跟我们合股经营，但基本无需承担经营过程中的风险。这种合作方式下，劳动力的费用消耗是由我们承担，自然就是在为我们工作。你昨天在南海酒楼见过的那个黄子杰，他名下的土地就是以这种方式交给我们在打理。而另一种合作方式就是我们技术支持，人力由地主自行，这些农民就相当于仍然是在为地主工作了。”
范迪门想了想又道“那想必还是后一种合作方式对地主的收益会更为有利一点了。”
张新点点头道“这是当然，但一方面从栽种到收获期间的风险需要地主自行承担，另一方面本地的劳动力价格实际是在逐年攀升，地主自行耕种土地的成本也会因此而提升。此外我们也会给予第一种合作方式的地主更多的优待，比如说择优安排其儿女到三亚留学深造，这种机会可并不是谁都能享受到的。”
范迪门想想昨日宴席上黄子杰那兴奋的神情，多少也能理解这种条件对地主们的吸引力。毕竟三亚是海汉人的大本营，未来极有可能成为海汉国的首都，能够进入京城的高等学府里深造，这对一心想要改变家族命运进入社会上层的乡下土财主们来说，绝对值得为此做出一些经济方面的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