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很快，不但有愤怒的日本民众写信给媒体，攻击长崎市长。
日本极右团体更是难得胆大，跳了出来。
他们借助日本民众的愤怒，对这位有良心说真话的长崎市长发出了生命威胁警告，宣称他“反日”。
仿佛经历过东京审判之后，那些杀人如麻的日本兵摇身一变成了参与昭和大建设的螺丝钉，成了慈眉善目的老人，中日建交也进入了近代以来少有的蜜月期。
这些侵略者们就可以抹去历史的痕迹，矢口否认当年的罪恶，逃过道德与人心，历史与正义的审判了。
真不知日本的民族性情是天真单纯呢？还是无赖下贱？
最可恨的是，从这一年开始，普通日本人作为战争侵略者，战争加害者的意识便开始不断地淡化，逐渐地模糊。
而日本战争受害者以及人类唯一经受原子弹伤害的角色，却在不断地强化，不断地为世界所认同。
这是这个世界堪称最无耻的因果倒置。
在共和国，情况也是差不多。
1989年可真是个多事之秋，通货膨胀，吃喝风、艾滋病，出国热，毒品，官倒，脑体倒挂，现代艺术，使众多的国人面对日益复杂的社会现状感到惶惑不安。
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之中，盲目的乐观、高歌猛进与弥漫着的郁闷、沮丧的情绪交织。
一方面，是愈演愈烈的经商热、斗富和炫富的风气蔓延。
另一方面，则是存在着的挫败感和无力感的怨恨。
社会发展给所有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变化，人们同时也看到了少数人收益更多，贫富分化加剧。
于是一些令人不愉快的现实逐渐浮现出来，变得越来越清晰。
对于大多数的国人来说，这一年即是改善生活的一年，同时也是令人困惑和难以下决断的一年。
人们想要拼搏，却又顾忌生存的稳定性会遭遇破坏。
他们仍然手头紧张，不够消费更多的东西，扣除维持基本的生活费用之外，也没有多少余钱了，只能看着那些有钱人寻欢作乐，这是新时代不可回避的现实。
除此之外，一方面，是文化界、知识界对现实问题的逃避和消解。
另一方面，是可以感受到的生存危机和心理失衡。
这些问题，仅仅从电视机上播出的电视剧就能获得充分的体现。
这一年，充满乡土色彩的电视剧《篱笆女人和狗》，一经播出，就在全国引起了极大反响，人们看到了对乡土华夏的刻画，并为枣花的命运触动了心灵。
与此同时，都市题材的电视剧方兴未艾，却呈现出了相反的作用。
《商界》、《大酒店》、《公关小姐》等电视剧给普通民众展示出了另一种完全不同的高级生活方式，让许许多多的渴求成功的人士寄予了某种梦想。
这似乎是一个永远也走不出的悖论，越是经济出现重大问题的时候，剧院里越是要制造这种让人忘记忧虑的梦幻。
当年美国大萧条的时候，美国人普遍感到希望渺茫的时候，好莱坞的歌舞片就是像这样给公众悲凉的心情注入温暖，让人们在精神麻醉中暂时忘掉现实的惨淡的。